国际能源署署长: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助力全球能源转型
时间:2026-11-16 11:09 作者:国庆
COP31期间,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何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及绿色产业优势将帮助更多国家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这句话放在2026年的全球能源语境里,分量需要被精确称量。比罗尔不是第一次在国际场合肯定中国清洁能源的规模,但这次表态的场合是COP31的谈判桌旁,背景是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正在被贸易壁垒和本地化要求重新切分。他的判断指向的不只是中国装了多少风电光伏,而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在全球能源转型从“承诺”进入“交付”的阶段,中国的制造能力和成本曲线,是不是其他国家绕不开的选项。这个问题在COP31的谈判氛围里,比任何一份装机统计都更敏感。 比罗尔说的“绿色产业优势”,在出口数据里有精确的刻度“绿色产业优势”不是修辞。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光伏产品出口额虽受价格下行影响,但出货量维持全球主导地位;锂电池出口在欧美本地化产能爬坡之前,仍然是全球储能和动力电池供应链的主要来源。国际能源署自己的报告给出的判断是:全球要实现COP28设定的2030年可再生能源装机三倍目标,中国的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制造产能是绕不开的供给基础。 但这个优势正在被贸易政策重新定价。欧盟对中国纯电动车加征最高45.3%的综合关税,美国对中国锂电池征收25%关税并叠加《通胀削减法案》的本地化要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市场也在提高新能源产品的进口门槛。比罗尔在COP31期间强调中国绿色产业“帮助更多国家推进转型”,与各国贸易政策中“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取向,构成了同一时间窗口里的两套叙事。前者说的是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后者说的是战略自主的诉求。两套叙事在COP31的谈判厅里同时存在,比罗尔的表态是在提醒各方:能源转型的物理约束不因贸易政策而消失,光伏和风电的装机目标需要硅片、电池片和风机叶片,而这些产品的全球产能分布不会因为一纸关税在短期内重写。 从“装机大国”到“转型助力者”:中国清洁能源的角色在变比罗尔表态中值得拆解的另一个层次,是“帮助更多国家”这个表述背后的角色切换。 中国清洁能源的全球角色,过去几年主要是“最大的单一市场”——国内风电光伏装机突破20亿千瓦,占全球新能源总装机近一半,全球新增装机的相当比例发生在中国境内。这个角色对全球转型的贡献是规模性的,但它主要通过中国自身的减排来实现。比罗尔所说的“帮助更多国家”,指向的是另一个角色:中国作为清洁能源装备和成本的输出方,让那些自身没有完整制造链的国家,能够以可负担的成本启动自己的能源转型。 这个角色的证据在具体的市场上。巴基斯坦、南非、巴西、中亚国家的光伏和风电项目,大量采用中国组件和风机;东南亚的储能项目、中东的绿氢规划、拉美的电动车市场,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投资是这些市场从规划走向落地的主要推力。对于电网基础设施薄弱、本土制造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价格曲线——光伏组件从每瓦10元降至不足1元、风电整机价格在过去十年下降超过60%——是它们能够把可再生能源从“示范项目”推进到“规模替代”的前提。比罗尔说的“绿色产业优势”,对这些国家而言不是一个抽象的产业竞争力概念,是它们能源转型预算表上一个可以承受的数字。 但“助力”的另一面,是转型的成本和节奏正在被供应链集中度约束比罗尔的表态是积极的,但全球能源转型在2026年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供应链的集中度既是成本的来源,也是风险的来源。 光伏和锂电池的全球产能高度集中在中国,这在成本上支撑了全球装机的快速扩张,但在供应链韧性上构成了单一节点依赖。欧盟的净零工业法案、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印度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政策目标都不是“减少清洁能源的使用”,而是“在保持转型速度的同时,把制造环节的一部分搬回本土或分散到盟友国家”。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在2026年参差不齐:欧洲的本土光伏制造产能利用率低迷,美国的电池工厂在爬坡,印度的组件产能扩张但上游硅片仍依赖进口。去风险化的政策意愿,与本土制造的成本和爬坡速度之间,存在一个以年计的缺口。 比罗尔在COP31期间强调中国的作用,隐含的判断是:在这个缺口被填平之前,全球能源转型的速度仍然依赖中国的供给。这不是一个关于“中国是否重要”的判断,是一个关于“转型的时间表是否允许供应链快速重组”的判断。COP31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各国更新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如果目标上调而供应链重组导致设备成本上升、交付周期拉长,转型的节奏就会被打断。中国的绿色产业优势,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稳定器——它让转型的成本曲线不至于因为供应链的政治化而陡峭上行。 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正在把“出口优势”变成“本地化存在”比罗尔所说的“帮助更多国家”,在中国企业的行为层面已经在发生形态变化。 光伏领域,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硅片、电池片产能,在中东的组件合资工厂,在欧洲的逆变器和储能系统集成布局,正在从“把产品运出去”转向“在客户附近制造”。动力电池领域,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2026年9月启动电芯生产,国轩高科与大众在西班牙和斯洛伐克的合资项目落地,亿纬锂能匈牙利项目推进,比亚迪匈牙利工厂计划2026年Q4量产。这些本地化产能的功能不只是规避关税,它们把中国的制造能力、工艺经验和供应链管理方法嵌入到东道国的产业体系里,让“帮助”从贸易流变成了产能存在。 这种形态变化对全球转型的意义,比单纯的出口数据更持久。一座在匈牙利或西班牙的电池工厂,创造的是当地的就业、税收和产业配套,它把清洁能源转型的利益在东道国境内做了分配,而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出口统计上做加法。比罗尔所说的“绿色产业优势帮助更多国家”,如果要在一个贸易壁垒上升的环境里持续成立,本地化产能是比出口更稳固的载体。 “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比罗尔这句话的潜台词比罗尔表态中还有一句容易被跳过的话:“如何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这句话在2026年的语境里,指向的是欧洲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两年反复经历的困境: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需要储能和电网灵活性来平衡,而储能的成本、电网的改造周期、传统能源的退出节奏,三者之间的协调远比设定一个装机目标复杂。俄乌冲突后的欧洲能源危机、2025年部分新兴市场出现的电力短缺,都说明能源转型不是一个可以在不影响能源安全的前提下线性推进的过程。 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大规模新能源装机与煤电灵活性改造、特高压外送、新型储能的协同推进——对很多国家有参照价值,但中国的电网规模、资源分布和制度条件与多数国家不同,经验的移植需要本地化适配。比罗尔把“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定义为共同课题,实际上是在提示:中国的绿色产业优势解决的是“设备和成本”的问题,而“系统集成和制度设计”的问题,需要各国在自己的条件下寻找答案。 比罗尔的表态之后,真正值得跟踪的是什么比罗尔在COP31期间的表态,是一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对现实的确认,不是一个新的政策承诺。它的信息量在于,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被贸易政策重新切分的阶段,IEA署长仍然选择在COP的场合强调中国的作用,这说明转型的物理约束在谈判的政治博弈中仍然是一个有分量的变量。 接下来值得跟踪的,不是比罗尔还会在哪些场合说类似的话,而是三个更硬的数据:2026年全年中国光伏组件和风电整机的出口量在贸易壁垒上升的背景下的实际增速,这决定了“绿色产业优势”在关税环境中的韧性;中国企业在欧洲、中东、东南亚的本地化产能投产后的实际产出和本地采购比例,这决定了“帮助更多国家”是从贸易流转向了产能存在,还是停留在出口统计里;以及COP31最终文本中关于技术转移和供应链合作的表述,这决定了比罗尔的表态在多大程度上被转化为谈判桌上的共识,还是停留在专访的语境里。中国的清洁能源发展对全球转型的助力是真实的,但这份助力的形态和可持续性,正在被贸易政策和本地化要求重新定义。 来源:36kr (责任编辑:国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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