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单一外地品牌纯电动车型进入北京目录,隐性支出一度高达300万元。
这些隐性支出,涵盖重复检测收费、强制要求建设一定数量新能源车维修服务中心和其他各种配套设施等等。高额的准入成本,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尚未打开之际显得并不合理。
但是呢,作为示范城市来说,首都的战略地位毋庸置疑,它的示范作用对很多车企来说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以一博百 新能源车的示范性意义有待商榷
地球人都知道,北京是一个非常拥堵的城市,同时也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按理说,这样的城市更需要用清洁能源来解决城市自身的需求问题。可事实上由于首都体量过于庞大,城市汽车的未来增量早已举步维艰。于是乎,以北京为代表的限行限购政策一度成为众多城市的施政方向。这也导致作为新能源汽车试点的相似城市无法完成当初定下来的销量数字和销量占比计划。
好在汽车已经越来越成为城市出行的刚性需求。当政策为新能源汽车网开一面之后,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成了一些人的无奈之选。
即便这样,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也不见得能好到哪儿去。还是以北京为例,它能产生的年销售数字仅20万辆。即便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取消对新能源汽车限行限购,但北京市能够开放的数字也才六万辆而已。区区六万辆,相对北京市五百多万辆的车辆保有数字来说不足挂齿。
这点儿蛋糕让十几家企业来分的话,平均企业的年销售数字也才千辆级别,它能够改变什么呢?
以成本计 三四级市场更有购买潜力
如前文所言,汽车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出行的刚性需求。相比一线城市,三四级城市以及更底层市场在消费能力方面并不差,而他们在交通仿冒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也要低很多。
这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在这些城市,政府和企业并不需要投入太多资金就能完成充电设施的配套工作。而且就算没有配套,消费者也更容易自行解决充电问题。
再者,体量较小的城市更容易完成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售后服务仿冒的一系列工作。只要试点大城市肯放松补贴限制的话,这些地方很有可能成为“长尾理论”的又一经典案例。
活下去才是硬道理 也谈新能源汽车的生存模式
新能源汽车的困境有点儿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如果无法实现比较好的销售数字,新能源车企将很难降低单车成本。如果很难降低成本,则反过来又很难实现比较好的销量数字。
而政策补贴,在这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可惜的是,我们国内能够实现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配套的企业并不很多,处于世界前列的更是寥寥无几。这一状况,注定大多数新能源汽车企业成为替外国企业做嫁衣的角色。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更加现实呢?
此前,山东大力发展低速电动车,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对新能源汽车来说,低速电动车花在关键部件方面的成本要低很多,因此这类车型的售价也显得比较亲民。问题的关键是,低速电动车与纯电动新能源车在关键部件方面并不兼容,所以一些地方对此类车型并不宽容。
其实,对很大一部分消费者来说,低速电动车也好,新能源电动车也好,无非比电动摩托和电动助力车多了遮风挡雨的功能。如果可以做到更坚固、更节能且成交价不是特高的话,老百姓们还是愿意选择新能源的电动车。而作为此类车型的替代产品,众泰知豆明显是奔着这个去的。挂上车牌,众泰知豆就能在高速公路上纵横驰骋。平日里,它也能满足代步和购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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