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制定一个价格是任何一个综合性气候变化政策都必须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们知道这种措施非常有效：给碳定价能够给减排带来非常广泛的激励。然而，相比燃烧一吨煤或一桶石油所带来的隐性的环境、健康和社会成本，目前的碳价格还是太低了。一旦把超过50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补贴计算在内，全球平均的碳价格甚至低于零。
 

　　建立起有效的碳定价机制的势头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为境内85%的温室气体排放物制定了约12美元/吨的价格。瑞典则为其境内约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制定了全球最高的排放价格，最高达125美元/吨。欧盟为其境内4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制定了约8美元/吨的价格，在排放总量方面是全球最大的。中国正在试点区域性的总量限制与交易机制。美国的清洁电力计划则鼓励各州通过基于市场的机制来满足减排目标。然而，全球的排放总量依然在不断攀升之中。
 

　　然而，目前全球对碳的定价并不充分，其原因是对碳进行定价会陷入双环困境（译者注：因互相抵触的规律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脱身的窘境，例如，人们只能通过不需要某样东西才能拥有该样东西）。如果对碳进行定价是向低碳未来发展更廉价的方式，政策制定者们显然更愿意制定一个适当的碳价格。但是，我们依然需要通过投资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随后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碳价格。
 

　　在我们看来，最有可能结束这一僵局的方法是协调各种政策，从而比过去5年更快更大幅度地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晶体硅光伏发电组件的成本自1978年以来已经下降了99%，自2008年以来也已经下降了80%；风力发电的安装成本也已经大幅下降，光伏和风力发电的装机容量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增长（见“可再生能源的兴起”）。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会继续下降，但如果没有额外的帮助，下降速度将不足以快到对气候问题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有一些障碍技术性的，但更多的是由政策引起的。大部分能源法规是从化石燃料工业的立场制定的，能源提供商们努力维护其现有的资产，而不是让自己去适应新的形势。我们需要对能源资源、电网运行和气候政策进行更富战略性的协调，兼顾各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