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核电健康可持续发展与核电重启的火热，诸如乏燃料后处理、推动核电技术升级、原子能立法等提案建议虽略显偏冷，但同样值得关注。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明确了我国核电发展目标：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5800万千瓦，在建容量3000万千瓦以上。

　　核电的规模化、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铀资源供应保障与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长期安全管理。按照预测的核电发展规模，2020年我国天然铀资源年需求量将达约1万吨，核电站乏燃料累积存量将超过1万吨，核电站每年新产生的乏燃料约为1200吨。至2030年我国天然铀资源年需求量将达1.5万吨，在已建和在建核电站的基础上，即使不再考虑建设新的核电站，我国核电站乏燃料累积存量也将超过2.5万吨，每年新产生的乏燃料约为2000吨。

　　每年2000吨的废料相较于化石能源来说不值一提。但核电产生的乏燃料很难通过自然的方式处理，因此需要进行严格处理或者如同美国考虑的那样，将其永久隔离。我国采取的乏燃料路线是进行闭式循环利用，但目前我国的乏燃料后处理能力还不能满足未来核电大规模发展需要。

　　核电要担当起能源革命的重任，就要避免燃料焦虑，我国的乏燃料后处理能力就必须持续提高。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核工程公司总经理刘巍的《加快乏燃料商业后处理能力建设促进核能健康发展》政协提案中涉及了这一问题。

　　刘巍表示，发展商用后处理技术是确保核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后处理收回动力堆乏燃料中的铀和钚，制成燃料元件，重新用作压水堆燃料，实现再循环，可以大大提高铀资源利用率，节约铀资源，保障核能可持续发展。通过乏燃料后处理，可以进一步分离出长寿命、高放射毒性的次锕系元素和裂变产物，减少高放废物体积，缩短安全监管时间，降低废物管理难度，提高核能的固有安全性，实现乏燃料安全处理和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安全处置。

　　同时，加大商用后处理能力有助于我国核电“走出去”。对于核电引进国，除了关注核电技术的先进性、安全性和经济性等因素外，核电站乏燃料的处理也是这些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我国具备了后处理能力，可以对我国输出的核电站的乏燃料进行处理，也可以提高我国核电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刘巍表示，后处理项目具有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发展后处理应体现国家意志。当下，对于发展我国的商用乏燃料后处理技术仍需政策支持。他在提案中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做好后处理产业的顶层规划，统筹考虑核燃料循环后端各环节的整体布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出台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推动《原子能法》尽快出台，明确各方在乏燃料安全管理方面的职责。同时，作为一项全新事业，建议积极推进我国后处理创新能力体系建设，加紧培养、提升和扩大后处理科研、设计和项目管理等人员队伍，制定强有力的后处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计划与政策措施，加快打造专业化的后处理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