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长苗圩：工业互联网是经济新的增长极
时间:2015-03-10 08:48来源:工信部网站 作者: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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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数据显示，我国PPI已经连续30多个月下跌，PMI亦低于荣枯线。我国制造业面临怎样的形势，应该如何应对？
苗圩：确实像你所说的，自2012年3月以来到今年1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5个月下降，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比如去年，我国PPI下降了1.9%，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2.5%，生活资料价格同比持平。
产生这种情况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上游能源、原材料、矿石价格下降；第二个原因是国际输入性价格下降，比如煤炭原油价格大幅波动，轻工产品比如棉花，从最高1.9万元/吨降到1.35万元/吨，幅度相当大；第三个原因是我国产能过剩。产生这些问题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调整和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影响，是这“三期叠加”的结果。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四方面入手：第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调整产业结构，把长期以来以重化工业为主，以大量出口基础原材料为主的产业结构作适当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也发生过了巨大变化，所以我们要做产业结构调整，要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发展。第二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固树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制，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增加产品中的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同时要加大对技术改造支持力度。第三要按中央要求压缩部分行业的严重过剩产能，在一定时间内比较好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包括暂停批准新上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方面的产能，在建的产能也要停建或缓建，用一段时间消化过剩产能。第四就是我部一直在抓也取得很好效果的淘汰部分落后产能这项工作。通过这些措施，把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上去，产业结构转变过来，为这些行业和企业新一轮发展奠定好的基础。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7%的GDP增长目标，对工业应该是一个考验，是一个不低的目标。
苗圩：90年代前，我们在计划经济或者说短缺经济下，只要能生产出来基本不愁销。本世纪以来，工业产品大量出口带来了经济发展新的需求。在新一轮发展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地调整产业结构，再依靠过去消耗大量资源、能源，大量带来环境负面影响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以持续了。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了工业面临的一些压力。从区域上来看，现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市场萎缩、产业转型的压力，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的东三省，企业也在大规模亏损，中西部地区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也面临很多问题。中国制造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工信部将如何解决？
苗圩：这些问题是我们发展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比如区域产业发展定位不够清晰，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的主体功能区，另外各地区在发展中基本处于互相竞争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和合作关系。随着经济增速下行，这方面问题越来越突出。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多管齐下，采取综合性措施。第一是落实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哪些区域适合发展？哪些区域限制发展？哪些区域严格禁止发展？过去有一个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要把规划落地。第二是要建立区域间协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三大区域发展的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把三个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好落实好。第三是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沿海地区一些产业，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环境容量、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提出要转移到成本更低、对企业发展更有利的区域，并且有的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我们想借助落实好三个区域协同发展的规划，能够促进产业有序地向中西部转移。第四是建立好企业聚集发展的环境。我们前期已经在各省批准设立了很多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在这个基础上，在促进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包括京津冀之间协同发展，设立工业园区。通过这一措施使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每个区域发展也有自己的产业定位，也能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记者：可能这就更突出一个整体的布局。
苗圩：这需要整体布局，也需要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一些要素的流动要能更加顺畅，解决企业跨区域发展兼并重组所带来的GDP核算、税收分两地缴纳中的一些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它是否是中国制造业未来的整体规划和路线图，基本思路是什么？与德国工业4.0相比，有哪些差别？
苗圩：今年“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订“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件大事。回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也是在历史上我们时隔150年之后，重新又占据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置。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还没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产业发展还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亟待突破。另外，我们还应该有一些重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方面表明，我们还需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去转化、去努力、去奋斗。
根据这个思路，在中国工程院150多名专家花了一年半时间进行战略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这个规划大体需要用三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我们也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三步走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也是一个路线图，也有它的时间表。
待国务院审批通过发布后，我们还要组织工业行业认真宣贯这个纲要。这个纲要的主要内容大致是几个方面：第一是强调创新驱动，第二是质量为先，第三是绿色发展，第四是结构优化，第五是人才为本。通过实施规划纲要，我们为后两步走奠定好的基础。通过这十年的努力，我们能进入全球制造业的第二方阵。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国和德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不在一个起点上，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德国实现工业4.0也需要8-10年，并不是德国现在已经实现了工业4.0，它在时间上和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大体在一个时间段。从内容上看，德国工业4.0和我们前期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有异曲同工之处。我看到一个介绍德国工业4.0很形象直观的场景：工业3.0是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图上画的是一个机器人从货架上抓一个货物装进一辆卡车；到工业4.0仍然用了这张图，只不过在货架、机器人、汽车上都画了一条小的弧线，这表明这三者互相都通过无线、宽带、移动、泛在的网络联系起来。这就很直观的表明，将来智能化的设备、产品之间，通过有线无线的通讯方式能够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联网或者工业互联网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也提到了网络经济的概念。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工业互联网的概念。我们要高度重视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抓住这一轮发展的机遇，趁势而上，发挥后发优势。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我们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同。德国总体处在从3.0到4.0发展的阶段，我们的工业企业有些可能还要补上从2.0到3.0发展的课，然后才能向4.0发展。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工业企业的实际，把发展的路径选择好，走一条更好更快的发展道路。
记者：中国工业的4.0版本中，智能制造是否是很核心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的智能制造发展到什么水平？为推动智能制造发展，工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
苗圩：去年以来我们在研究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尽管各方面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观点，但是不同中有共同点。共同点是由于有线特别是无线、移动、宽带、泛在的网络的推广和普及，带来了新一轮发展的机遇。互联网能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业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很多新服务、新业态和新发展模式。而且互联网的技术到现在还没有走到尽头，它的应用更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所以互联网带来的变化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各国都在研究如何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我们认为，互联网和传统工业行业的融合是要认真重视和抢抓的机遇，这也是所说的制高点的问题。还有一个切入点的问题，或者说主攻的方向。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抓智能制造就是我们主攻的方向。前几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探索，比如两化融合的试点示范，在这个基础上把智能制造抓在手里，这是解决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路径。
过去五年，我国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方面应用数字化工具普及率已经达到54%，近五年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现在很多工业企业甩开图版，搞无纸化设计、数字化模型，这些方面的大量应用，减少了研发的周期，提高了设计的效率，也降低了研发成本。另外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生产线上数控装备比重已经达到30%，近五年也是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这些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在智能化方面。过去我们使用的一些数控系统、工业机器人，基本上是按人设定的程序作业，它自己并没有人工的智能。所以就出现过有人在修理机器人的时候，一旦忘记关闭电源，机器人对人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情况。它没有智能装置能感知有人在这作业，设定的程序就不能工作。我们在高端的传感器、重要的操作系统、数字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高智能化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智能制造的要求。从产品上来说，现在也有一系列智能化的产品，比如工业机器人原来是数控化的、不智能的，将来工业机器人可能智能化。汽车现在还要靠人来驾驶，各国都在研究能不能把人从驾驶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人真正是坐汽车而不是开汽车，把开汽车交给智能汽车本身和整个道路智能化系统。当然这里还要有一定的路要走，还有很多技术难题要攻破。现在一些国家已经有这方面的计划，也有实际的车在路上跑。再比如一些智能化的产品，最典型的是智能手机。过去的手机是不智能的，现在的手机把很多计算机的功能、网络的应用功能全部集合在手机上。从3G开始都是智能化手机了。这是工业产品的智能化。
智能制造我们正在研究，这是一个主攻方向，一个切入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参与国家组织的关于智能制造重大工程的研究，我们想从今年开始花大约三年时间，选择重点领域，选择一些地区、行业做一些试点和示范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推进智能制造发展。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重点。在工业机器人的推广方面，工信部有何举措？
苗圩：2013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培育3至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8至10个配套产业集群，高端机器人方面国产机器人占到45%左右市场份额。
这几年国产机器人发展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大约一半左右的机器人是用在汽车行业，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界限，在电子信息行业等其他工业行业里都开始得到普及和应用。这方面广东做得比较好，它们第一次把机器人用在电子信息产业中。过去由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广东是加工贸易最发达的省份，在生产线上雇了大量的农民工，来做一些简单的劳动。由于两个方面发生变化，一个是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二是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这就给机器人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应用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国际上用于衡量机器人普及的指标是每万名工人机器人拥有量，我国每万名工人机器人拥有量为23台，德国为273台，日、韩则已超过了300台。这表明我们以机器换人还有很大的潜力、很大的市场。
当然，这也带来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管理方式改变以至于社会上的问题，大量的机器人取代了人，就业怎么办？所以我们还要兼顾好中国人口比较多、还有很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进行。同时预示着劳动力的培训越来越重要，干简单劳动的劳动力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了，懂得软件、计算机，会操作的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多了。从职业教育方面还要跟上去。
总体上讲，抓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一方面要抓产品技术突破和重要配套的组织，另一方面抓好应用。从这两方面入手，使我国工业机器人发展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记者：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会对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起到怎样的作用？
苗圩：工业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推广应用，将提升我国工业制造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和人口红利减少对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保障安全生产，保持和提升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互联网。业界普遍认为，工业互联网会成为国家经济和互联网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您觉得这个产业的规模和潜力是怎样的？
苗圩：工业互联网是顺应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重点发展领域，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互联网+”最早实现的行业之一。工业互联网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在现实中有很多企业也注意到应用互联网技术来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据一个国际权威机构估算，在未来20年中，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至少可带来三万亿美元左右GDP增量。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做好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从两个方面切入，实现融合发展。第一个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智能制造。第二个方面，就是把互联网引导工业企业、工业行业中去。互联网发展方面，中国有一批互联网企业成为国际竞争的领跑者。把这些企业发动起来，和工业企业密切融合，搭建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框架，就会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据国际权威机构测算，应用工业互联网后，企业的效率会提高大约20%，成本可以下降20%，节能减排可以下降10%左右。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组织论证工业互联网整体的架构。互联网时代是自上而下的架构，工业互联网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也就是从数据中心怎么建、云服务怎么用、大数据怎么分析这些方面入手，从企业到行业到国家乃至到国际。同时也要趋利避害，既要看到它发展有利的一面，也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如何保证网络的安全，不被攻击、不被篡改，如何保护用户个人的信息安全。这些方面都还需要研究，趋利避害，为发展做一个更好的谋划。
记者：应该说，现在互联网跟工业的融合应用还有很大的空间。
苗圩：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互联网应用多半是在营销环节和售后服务环节、采购环节，如B2C和B2B，以后在制造环节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都会给现有的生产方式带来颠覆性或者革命性的变化。
比如说，现在制造大规模消费类的产品，一定是集约制造，这是最经济最合理的，但问题是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不够。现在通常是一个企业大批量制造出产品，发送到各地，通过分销的环节到达用户的手中。将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设计师，你需要的材料和零部件，可以通过网上采购过来，自己也可以把它生产出来。这是最好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方式。
众所周知，个性化的定制是附加值最高的。西装成批生产出来的并不很值钱。如果按着量体裁衣做出来的衣服，一定比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更值钱。
记者：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到了关于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在双引擎的表述中，一方面是传统的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引擎；另一个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您怎么看待新引擎产生的驱动力？
苗圩：过去我们通常重视第一个引擎，就是公共服务类产品的发展，不够重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用的发挥。比如说，我们的发展主要着眼于一些大企业、规格化产品。比如鼓励研发的政策最终可能大部分落到大企业、大院所。其实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有天然、内生的动力和活力，不要看企业小，创业者只要创办这个企业，就一定想让它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一定是这样。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成果，当然有一些是大企业自己投入和研发产生出来的，但是大量的还是购买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成果为己所用。
最典型的是美国的硅谷。它们有些是自己研发产品，自己做企业，一步步由小变大做起来比如惠普、谷歌等公司。也有很多公司认为没必要自己从头做到尾，我只要把构想变成分阶段的产品或可以工业化的产品，可以把技术成果卖出去，换一笔钱再在这个领域研发新的成果。反过来，大公司也不是事无巨细包打天下，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很多的科研成果都是到市场上去发现，买过来继续做下去。
所以李克强总理提的第二个引擎我们要高度重视。去年我们通过政府改革，特别是工商注册登记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实缴制变成了认缴制，把很多前置性审批变成了后置，带来了很多创业冲动，新增了大量的创业企业。对这些企业我们要更好地呵护，要使它们能生得下来，能长得大，能够发展得好。这些企业发展得好了，中国经济肯定就 (责任编辑：admin)
苗圩：确实像你所说的，自2012年3月以来到今年1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35个月下降，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比如去年，我国PPI下降了1.9%，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2.5%，生活资料价格同比持平。
产生这种情况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上游能源、原材料、矿石价格下降；第二个原因是国际输入性价格下降，比如煤炭原油价格大幅波动，轻工产品比如棉花，从最高1.9万元/吨降到1.35万元/吨，幅度相当大；第三个原因是我国产能过剩。产生这些问题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调整和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影响，是这“三期叠加”的结果。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四方面入手：第一是要坚定不移地调整产业结构，把长期以来以重化工业为主，以大量出口基础原材料为主的产业结构作适当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也发生过了巨大变化，所以我们要做产业结构调整，要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发展。第二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固树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制，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增加产品中的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同时要加大对技术改造支持力度。第三要按中央要求压缩部分行业的严重过剩产能，在一定时间内比较好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包括暂停批准新上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方面的产能，在建的产能也要停建或缓建，用一段时间消化过剩产能。第四就是我部一直在抓也取得很好效果的淘汰部分落后产能这项工作。通过这些措施，把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上去，产业结构转变过来，为这些行业和企业新一轮发展奠定好的基础。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7%的GDP增长目标，对工业应该是一个考验，是一个不低的目标。
苗圩：90年代前，我们在计划经济或者说短缺经济下，只要能生产出来基本不愁销。本世纪以来，工业产品大量出口带来了经济发展新的需求。在新一轮发展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地调整产业结构，再依靠过去消耗大量资源、能源，大量带来环境负面影响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以持续了。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了工业面临的一些压力。从区域上来看，现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市场萎缩、产业转型的压力，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的东三省，企业也在大规模亏损，中西部地区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也面临很多问题。中国制造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工信部将如何解决？
苗圩：这些问题是我们发展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比如区域产业发展定位不够清晰，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的主体功能区，另外各地区在发展中基本处于互相竞争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和合作关系。随着经济增速下行，这方面问题越来越突出。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多管齐下，采取综合性措施。第一是落实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哪些区域适合发展？哪些区域限制发展？哪些区域严格禁止发展？过去有一个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要把规划落地。第二是要建立区域间协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三大区域发展的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把三个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好落实好。第三是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沿海地区一些产业，由于受到土地、资源、环境容量、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提出要转移到成本更低、对企业发展更有利的区域，并且有的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我们想借助落实好三个区域协同发展的规划，能够促进产业有序地向中西部转移。第四是建立好企业聚集发展的环境。我们前期已经在各省批准设立了很多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在这个基础上，在促进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包括京津冀之间协同发展，设立工业园区。通过这一措施使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每个区域发展也有自己的产业定位，也能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记者：可能这就更突出一个整体的布局。
苗圩：这需要整体布局，也需要我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一些要素的流动要能更加顺畅，解决企业跨区域发展兼并重组所带来的GDP核算、税收分两地缴纳中的一些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它是否是中国制造业未来的整体规划和路线图，基本思路是什么？与德国工业4.0相比，有哪些差别？
苗圩：今年“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订“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件大事。回顾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也是在历史上我们时隔150年之后，重新又占据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置。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还没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产业发展还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亟待突破。另外，我们还应该有一些重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方面表明，我们还需要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去转化、去努力、去奋斗。
根据这个思路，在中国工程院150多名专家花了一年半时间进行战略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这个规划大体需要用三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我们也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三步走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也是一个路线图，也有它的时间表。
待国务院审批通过发布后，我们还要组织工业行业认真宣贯这个纲要。这个纲要的主要内容大致是几个方面：第一是强调创新驱动，第二是质量为先，第三是绿色发展，第四是结构优化，第五是人才为本。通过实施规划纲要，我们为后两步走奠定好的基础。通过这十年的努力，我们能进入全球制造业的第二方阵。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中国和德国工业发展的水平不在一个起点上，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德国实现工业4.0也需要8-10年，并不是德国现在已经实现了工业4.0，它在时间上和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大体在一个时间段。从内容上看，德国工业4.0和我们前期提出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有异曲同工之处。我看到一个介绍德国工业4.0很形象直观的场景：工业3.0是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图上画的是一个机器人从货架上抓一个货物装进一辆卡车；到工业4.0仍然用了这张图，只不过在货架、机器人、汽车上都画了一条小的弧线，这表明这三者互相都通过无线、宽带、移动、泛在的网络联系起来。这就很直观的表明，将来智能化的设备、产品之间，通过有线无线的通讯方式能够连接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物联网或者工业互联网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也提到了网络经济的概念。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工业互联网的概念。我们要高度重视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抓住这一轮发展的机遇，趁势而上，发挥后发优势。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我们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不同。德国总体处在从3.0到4.0发展的阶段，我们的工业企业有些可能还要补上从2.0到3.0发展的课，然后才能向4.0发展。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工业企业的实际，把发展的路径选择好，走一条更好更快的发展道路。
记者：中国工业的4.0版本中，智能制造是否是很核心的一部分？目前我国的智能制造发展到什么水平？为推动智能制造发展，工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
苗圩：去年以来我们在研究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尽管各方面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观点，但是不同中有共同点。共同点是由于有线特别是无线、移动、宽带、泛在的网络的推广和普及，带来了新一轮发展的机遇。互联网能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业的生产方式，提供了很多新服务、新业态和新发展模式。而且互联网的技术到现在还没有走到尽头，它的应用更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所以互联网带来的变化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各国都在研究如何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我们认为，互联网和传统工业行业的融合是要认真重视和抢抓的机遇，这也是所说的制高点的问题。还有一个切入点的问题，或者说主攻的方向。我们经过研究认为，抓智能制造就是我们主攻的方向。前几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探索，比如两化融合的试点示范，在这个基础上把智能制造抓在手里，这是解决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路径。
过去五年，我国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方面应用数字化工具普及率已经达到54%，近五年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现在很多工业企业甩开图版，搞无纸化设计、数字化模型，这些方面的大量应用，减少了研发的周期，提高了设计的效率，也降低了研发成本。另外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生产线上数控装备比重已经达到30%，近五年也是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这些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在智能化方面。过去我们使用的一些数控系统、工业机器人，基本上是按人设定的程序作业，它自己并没有人工的智能。所以就出现过有人在修理机器人的时候，一旦忘记关闭电源，机器人对人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情况。它没有智能装置能感知有人在这作业，设定的程序就不能工作。我们在高端的传感器、重要的操作系统、数字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高智能化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智能制造的要求。从产品上来说，现在也有一系列智能化的产品，比如工业机器人原来是数控化的、不智能的，将来工业机器人可能智能化。汽车现在还要靠人来驾驶，各国都在研究能不能把人从驾驶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人真正是坐汽车而不是开汽车，把开汽车交给智能汽车本身和整个道路智能化系统。当然这里还要有一定的路要走，还有很多技术难题要攻破。现在一些国家已经有这方面的计划，也有实际的车在路上跑。再比如一些智能化的产品，最典型的是智能手机。过去的手机是不智能的，现在的手机把很多计算机的功能、网络的应用功能全部集合在手机上。从3G开始都是智能化手机了。这是工业产品的智能化。
智能制造我们正在研究，这是一个主攻方向，一个切入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参与国家组织的关于智能制造重大工程的研究，我们想从今年开始花大约三年时间，选择重点领域，选择一些地区、行业做一些试点和示范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推进智能制造发展。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重点。在工业机器人的推广方面，工信部有何举措？
苗圩：2013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培育3至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8至10个配套产业集群，高端机器人方面国产机器人占到45%左右市场份额。
这几年国产机器人发展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大约一半左右的机器人是用在汽车行业，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界限，在电子信息行业等其他工业行业里都开始得到普及和应用。这方面广东做得比较好，它们第一次把机器人用在电子信息产业中。过去由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广东是加工贸易最发达的省份，在生产线上雇了大量的农民工，来做一些简单的劳动。由于两个方面发生变化，一个是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二是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这就给机器人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应用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国际上用于衡量机器人普及的指标是每万名工人机器人拥有量，我国每万名工人机器人拥有量为23台，德国为273台，日、韩则已超过了300台。这表明我们以机器换人还有很大的潜力、很大的市场。
当然，这也带来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管理方式改变以至于社会上的问题，大量的机器人取代了人，就业怎么办？所以我们还要兼顾好中国人口比较多、还有很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进行。同时预示着劳动力的培训越来越重要，干简单劳动的劳动力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了，懂得软件、计算机，会操作的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多了。从职业教育方面还要跟上去。
总体上讲，抓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一方面要抓产品技术突破和重要配套的组织，另一方面抓好应用。从这两方面入手，使我国工业机器人发展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记者：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会对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起到怎样的作用？
苗圩：工业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推广应用，将提升我国工业制造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和人口红利减少对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保障安全生产，保持和提升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了工业互联网。业界普遍认为，工业互联网会成为国家经济和互联网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您觉得这个产业的规模和潜力是怎样的？
苗圩：工业互联网是顺应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重点发展领域，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互联网+”最早实现的行业之一。工业互联网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在现实中有很多企业也注意到应用互联网技术来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据一个国际权威机构估算，在未来20年中，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至少可带来三万亿美元左右GDP增量。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做好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从两个方面切入，实现融合发展。第一个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智能制造。第二个方面，就是把互联网引导工业企业、工业行业中去。互联网发展方面，中国有一批互联网企业成为国际竞争的领跑者。把这些企业发动起来，和工业企业密切融合，搭建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框架，就会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据国际权威机构测算，应用工业互联网后，企业的效率会提高大约20%，成本可以下降20%，节能减排可以下降10%左右。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组织论证工业互联网整体的架构。互联网时代是自上而下的架构，工业互联网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也就是从数据中心怎么建、云服务怎么用、大数据怎么分析这些方面入手，从企业到行业到国家乃至到国际。同时也要趋利避害，既要看到它发展有利的一面，也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如何保证网络的安全，不被攻击、不被篡改，如何保护用户个人的信息安全。这些方面都还需要研究，趋利避害，为发展做一个更好的谋划。
记者：应该说，现在互联网跟工业的融合应用还有很大的空间。
苗圩：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互联网应用多半是在营销环节和售后服务环节、采购环节，如B2C和B2B，以后在制造环节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都会给现有的生产方式带来颠覆性或者革命性的变化。
比如说，现在制造大规模消费类的产品，一定是集约制造，这是最经济最合理的，但问题是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不够。现在通常是一个企业大批量制造出产品，发送到各地，通过分销的环节到达用户的手中。将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设计师，你需要的材料和零部件，可以通过网上采购过来，自己也可以把它生产出来。这是最好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方式。
众所周知，个性化的定制是附加值最高的。西装成批生产出来的并不很值钱。如果按着量体裁衣做出来的衣服，一定比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更值钱。
记者：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到了关于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在双引擎的表述中，一方面是传统的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引擎；另一个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您怎么看待新引擎产生的驱动力？
苗圩：过去我们通常重视第一个引擎，就是公共服务类产品的发展，不够重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用的发挥。比如说，我们的发展主要着眼于一些大企业、规格化产品。比如鼓励研发的政策最终可能大部分落到大企业、大院所。其实中小企业、小微企业有天然、内生的动力和活力，不要看企业小，创业者只要创办这个企业，就一定想让它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一定是这样。我们再看看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成果，当然有一些是大企业自己投入和研发产生出来的，但是大量的还是购买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研发成果为己所用。
最典型的是美国的硅谷。它们有些是自己研发产品，自己做企业，一步步由小变大做起来比如惠普、谷歌等公司。也有很多公司认为没必要自己从头做到尾，我只要把构想变成分阶段的产品或可以工业化的产品，可以把技术成果卖出去，换一笔钱再在这个领域研发新的成果。反过来，大公司也不是事无巨细包打天下，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很多的科研成果都是到市场上去发现，买过来继续做下去。
所以李克强总理提的第二个引擎我们要高度重视。去年我们通过政府改革，特别是工商注册登记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实缴制变成了认缴制，把很多前置性审批变成了后置，带来了很多创业冲动，新增了大量的创业企业。对这些企业我们要更好地呵护，要使它们能生得下来，能长得大，能够发展得好。这些企业发展得好了，中国经济肯定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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