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宁波、武汉将要限牌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两地政府都出来辟谣，武汉市甚至逮捕了谣言的制造与传播者。谣言得以迅速传播，反映了限牌与大家的利益联系非常紧密。

　　有其他城市的前车之鉴，各地市民对限牌自然很紧张。但是，那些已经限牌或者将要限牌的地方采取这个措施或是无奈的选择。

　　■两会提案议案中取消限牌呼声最高

　　在全国两会上，取消汽车限购的呼声很高。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凤英和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的两份议案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传播范围也最广。

　　王凤英在题为《关于加强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法制建设》的议案中指出，汽车限购限行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同时这种做法的科学性与合法性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和质疑。王凤英表示：“汽车限行和限购政策对‘治堵’在短期效应结束后，其持续治理效果并不乐观，所谓‘治标不治本’，也引发公众对政府‘懒政’的质疑。”

　　如何破解汽车社会的城市交通综合治理难题，王凤英建议，在符合法律框架的前提下，积极采用最新的信息技术、智能交通等科技手段，探索合理进行城市规划与区域功能布局、创新交通管理、以及运用最新的网络信息手段等进行智能化的交通综合治理。对城市发展规划、道路路网建设、市政交通管理等进行系统性创新管理，从而全面、高效地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难题，摆脱简单粗暴的“懒政”之嫌。

　　宗庆后认为，汽车限购和限行措施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车照堵，空气照污染，而汽车限购车牌拍卖动辄几万元，不仅增加了民众的生活负担，还抑制了内需，影响了汽车行业的发展。”

　　宗庆后建议，地方政府应加大投入修桥修路，尤其是修建立交桥、高架桥保证道路通畅；交通指挥智能化，提高道路运行管理水平。此外，亦可通过实行错时上下班，减少高峰时段的出行车辆，提高道路运行能力。

　　■“疏”与“堵”的碰撞

　　两份议案认为，限牌政策对城市拥堵和环境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另一份调研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北京早在2010年底已经实施限牌措施，成为全国第一个摇号购车的城市。实施这一政策五年后，今年1月百度发布了一份全国50座城市上班距离及耗时排行榜，从驾车上班耗时看，北京以平均驾车时间需48分钟位居上班耗时最多的城市。2012年中科院发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我们可以查阅到，当时北京驾车上班的耗时为52分钟。从中不难发现，实施限牌多年后，北京依旧是全国驾车上班耗时最长的城市，城市道路的拥堵状况没有明显改善。

　　两份议案同时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道路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应加大城市路桥建设，并配合智能化交通治理手段。如同大禹治水，“疏”优于“堵”的思维方式转变，城市道路拥堵和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更应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和疏导的方案实现。

　　如此简单的道理，恐怕小学生都能明白，难道城市管理者们不懂么？